2024-07-13 17:37·大成国学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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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，生于江苏常熟。字声甫，号叔平、钧斋，晚号松禅老人、瓶庐居士、瓶庵居士，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子。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他考取一甲一名进士，此后历任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等要职，曾先后担任同治、光绪两帝之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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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著有《瓶庐诗稿》《瓶庐文抄》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等作品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他遭慈禧罢黜，最终回归故里。他曾为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冤，参与对俄交涉还伊犁、对日交涉还琉球等重大事件。翁同龢亦是晚清主战派官员之一，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中均极力主战。然因其与李鸿章之私怨，打压北洋水师，成为甲午战败原因之一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翁同龢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，促成维新变法，后亦因此被慈禧革职。作为政治人物，翁同龢尚存争议，然对其书法评价则颇为一致，且于身后具重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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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学习非简单之纸上谈兵，首需有广博之眼界，见识历代前贤之法书真迹。于此点上，翁同龢可谓得天独厚。其家世显赫，父亲翁心存为道光进士，咸丰、同治两朝大学士，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，为咸丰帝、恭亲王奕䜣、惠郡王绵愉之师，晚年入值弘德殿，授读同治帝。其一生收藏颇丰，为翁同龢提供了汲取先贤之丰厚土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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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书法经历了从“崇帖”到“崇碑”的审美思潮转变，至晚清时期，推崇北碑的风格取向已深入人心。翁同龢在政治上支持并推动戊戌变法，力求变法维新。在被慈禧太后罢免后，他将改革的热情倾注于书法创作之中，晚年时沉浸于汉隶、北碑，尤其在汉隶的临习上投入了大量精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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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人徐珂于《清稗类钞》中称：“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，乃干嘉以后第一人……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（翁方纲）、南园（钱沣）之上。论国朝书家，刘石庵（刘墉）之外，当无其匹，非过誉也。光绪戊戌以后，静居禅悦，无意求工，而超逸更甚。”沙孟海先生于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一文中言道：“其出世最晚，故能兼收众长—尤得钱沣之法—间或掺入些许北碑之体势。将颜字与北碑打通。此乃翁同龢之特色。”谭钟麟更推崇道：“本朝诸名家，直突平原（颜真卿）之上，与宋四家并驱者，南园（钱沣）、道州（何绍基）、常熟（翁同龢）而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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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同龢的书法造诣时人就有较高的评价，如《清史稿》曰：“其书法自成一家，尤为世所宗。”清末金石学家杨守敬也说：“松禅学颜平原，老苍之至，无一稚笔，同治、光绪间推为第一。”但是，翁同龢自认不是天才，少年时作文艰涩，每构思一篇夜不得眠。他在题《史晨碑》中也写道：“桃花纸薄双勾苦，二十年来老眼枯。”足见翁同龢的书艺是从后天的苦学过程中悟得进境的，来自于他毕生勤学苦练与深厚的文化修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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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同龢幼学欧、褚、赵，其有诗曰“褚薛仙人我导师”；青年时学颜体；中年转益多师，以欧、褚、赵、颜书风严谨端庄，又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、“二王”之灵秀俊逸、章草之古拙、苏轼之丰腴沉酣；晚年又沉浸于汉隶北碑，并吸收了学颜后自成一家的刘墉、何绍基之长，熔碑帖于一炉，最终形成了翁氏书法的笔力雄健，结体宽博森严，具雍雍穆穆庙堂之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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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札墨迹无疑乃可贵之原始史料，亦为难得之书法珍品。翁同龢手札类书法作品予人之感，用笔较为奇肆率意，结体较为宽博开张，足见其已将颜体与汉隶、北碑融为一体。体现出，既有帖学之“外密内疏”，又有汉隶、北碑之“平画宽结”，将南北书风熔于一炉，形成了浑厚稚拙、气势磅礴之“翁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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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题跋书风与尺牍书体

实际上，观赏碑帖、考证题跋一直是翁同龢的心头好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他在赴陕西主考途中观赏崖刻石；在京任职的闲暇之余，他也会与当朝书法家何绍基、潘祖荫等一同探讨碑帖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翁同龢“开缺回籍”，在回老家常熟的途中，经过苏州丛古斋时，见到了《阁帖》和《鹤铭》，还借钱买下了字帖。后来的六年归庐生活中，因回到常熟后较为闲暇，更凸显出他对书画、碑帖的热爱。在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翁同龢万宜楼翁松禅墨迹》中，有许多笔墨都提到他的日常生活是与友人一起赏碑读帖、遣兴题跋和钩碑集字中度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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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同龢《仿沈周论道图》跋写在生纸上，用笔迟涩，写道：“余不能画，而酷爱画，留此仿佛，候好手重摹之。光绪乙酉二月，龢记。”就文字书写风格而言，呈现出颜体行书饱满的点画和外拓的结体。就用笔而言，呈现出迟涩苍茫的特点。《清翁同龢致张樵野手札卷》内容驳杂、散淡，从生活、交际到金石学交流无所不包，字字虽小，力若巨石，笔法极有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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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幅作品上方绫子上有一段吴曾善于 1944 年的题记。吴曾善（1890—1966），字慈堪，号小钝，江苏元和（今苏州）人。他在题记中写道：“文恭书法从平原入手，早岁更事欧、苏，为一代典型。晚年尤得钱南园神髓，其朴茂圆劲处复渊源于汉碑。相传文恭毕生手摹《张迁》至五百余通，可想见其用功精勤，令人瓣香勿衰，画则词馆名流往往能之。入南书房，逸品清供无足奇焉。偶见此图，信笔题记，以志墨缘云。甲申中秋元龢吴曾善。”从吴曾善的题跋可以看出，一是肯定了翁同龢的书风源于颜真卿，二是他用笔的“朴茂圆劲”得益于汉碑的滋养。因此，《清代轶闻》中有“松禅其书，不拘一格，为乾嘉后第一人”的评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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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翁同龢《仿沈周论道图》题跋风格相近的，还有他为《赵清献公碑》所作的题跋。此次翁同龢的题跋，是应其门生费念慈的请求。这一题跋与《翁同龢日记》中的记载相契合，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 年），他为门生费念慈所藏的《麓山寺碑》《云麾碑》《大字麻姑仙坛记》《赵清献公碑》以及《多宝塔》题跋。从翁同龢的题跋来看，同样是用笔迟涩，结体宽博圆润，行间茂密。从翁同龢的行书题跋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书写特点：“愈涩愈生笔愈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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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《赵清献公碑》后跋：

元祐四年，苏公以翰林学士出知杭州，史称为当轴所不容，其实公之得罪在迩英进读时也。公三月被命，此碑之刻在四月，则将出国门时矣。是时台章积不付下，公欲陈辨而不得，碑言仁宗朝重谏官之选，盖隐有所指也。吾友西蠡得此宋拓孤本，敬缀短章。天一阁本世未见，丁君、费君次第收。英灵文字信契合，杭州流转归常州（丁松生杭人，西蠡籍常州）。元丰元祐朝局换，两公宦辙先后同。赵公惟与执政忤，苏公乃致群口攻。力争青苗常事耳，一琴一龟未足奇。蠹鱼食此数行墨，高斋心迹微虫知。辛丑三月，松禅居士翁同龢。

翁同龢收藏《柳跋洛神赋十三行》精拓本，前有翁同龢隶书小字封面题签，后有三段小字题跋。第三段题跋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癸卯，六月十六日。兹录二则于下：

唐荆川藏宋拓柳跋《十三行》为大江以南煊赫有名之帖，其甥孙文介摹入元晏斋，形神毕肖。此石康熙时已泐，拓本不易致。乾隆丙午赵味辛怀玉从祖本钩摹重刻，然已逊孙刻之精矣。此刻末有覃溪先生题记一行，谓即元晏斋本，顾有可疑者，元晏斋本是“依”“斯”字原有缺笔，“欢”“托”“信修”“惧”“乍阴”“步”“娲”九字，相传刻成时文介手自搥损，今此刻九字具在，其非元晏原石可知。若赵味辛覆本，则“托”字、“渊”字、“珠”字为俗工所损，故留缺笔，此又不然，然则此是嘉道时人家藏本摹以入石，故并覃溪题尾刻之耳。予于帖贾手购得十余纸，旋分赠友人，仅留一纸，因裱藏之。瓶生。

（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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